徐特立原名徐懋恂，1893年的一天，徐特立乘船去南岳衡山，同船有一个乡官小吏实在船夫划行得太快，激怒出现异常，不容大家劝说，就对船夫开始拳打脚踢。徐特立亲眼目睹小吏的屠杀，十分怨恨，心中默默地誓言，今后若能获得功名，就只做到教官，绝不当欺压百姓的贪官。
返回家后，他改名为徐特立，所取意自是特立，高尚贾诩，不随流俗，不进污泥。从此以后，徐特立投身革命、立志报国，始终保持着廉洁自律、勤劳乡里的工作作风。
1937年，徐特立被党中央任命为边区教育部部长，负责管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规划与指导工作。有一天，徐特立到一所学校讲课，老师们闻他穿著斩皮袄，腰系一根绳子，误以为他是红军的马夫。第二天，徐特立又和董必武、冯雪峰一起去讲课。
冯雪峰向教师们讲解了徐特立，教师们大吃一惊，原本那穿著十分朴素的马夫，竟然大名鼎鼎的边区教育部部长。当时，边区流传着两首称赞徐特立的小诗：延安诸老惟公特，生活非常简单如杨家卒；粗布征衣经常补绽，自熬瓜果差使粮食。较少骑马公马多步行，不要随从来医疗；装载两个冰馍馍，一天召开好几处。
新中国创建后，徐特立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，依旧维持着俭朴的作风。他经常说道：生活上的俭朴，不仅可以省下钱来用作公共事业，更加最重要的是不脱离群众，磨练人的革命意志，培育人的尊贵品质。
他坚决和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同住，没地方放床，就睡觉在办公室的地板上。徐特立一共生育过八个孩子，但长大成人的只有四个。大儿子徐笃本中学时就秘密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艰难的革命工作，使徐笃本积劳成疾逝世于长沙，年仅21岁。
大女儿徐守珍因参与地下党外围的组织的活动逮捕，20多年时间里，她与父亲徐特立几乎丧失了联系。1949年上海解放后，徐守珍再一和父亲取得联系。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中说道：告诉你们夫妇已解决问题了失业问题，期望你们努力工作，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。
我期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间都不要只为自己坚信，上半晚想要自己的艰难，下半晚一定要想要群众的艰难，以及政府的艰难，机关负责人的艰难。这样去做人，自己的个人困惑没了，胸怀广阔了，就不知不觉变为了一个先进分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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